文：朱耀光
馬屎埔農村口述歷史研習於2011年開始，現仍進行中，鄉土學社在此再次感謝所有參與的馬屎埔村民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學生。
參與村民：鄧婆婆、區嫲嫲、區十公、區十婆、區八婆、張伯、區森、區流根、區太、晞旻、浩旻、羅婆婆、蘭姐、黎生、賴太、張小姐、繁叔叔
訪談及資料整理：鄧天賜、林穎彤、練曦潼、林沛生、李卓穎、馬曉楠、曾謙信、吳家琪、陳樂童、侯凱倫、彭行雲、廖麗琴、梁信謙、許家豪、李思朋、李浩洋、黃芷澄、劉詩敏、盧家愉、丘翠雯、陳怡霖、劉可兒
心誠的一眾師生為村民梁太粉飾房子，學生戲稱為「油牆假期」
名字的故事
誰來講馬屎埔農村這一段歷史？這是一個連名字也搞不清楚的粉嶺村落，位於粉嶺平原，本來是風水美地，現在的「梧桐河」以前叫「鳳溪」，從「八仙嶺」和「龍山」而來，經過「龍躍頭」和「烏鴉落陽」抵達「虎地坳」，沿深圳河流到「後海」。
「鳳溪」本來九曲十三灣，像鳳凰一樣在平原自由翱翔，鳳凰時而急轉，在平原上留下牛軛湖，在一些農民的地契上，還會看到「牛青湖」的名字。這裏住着仙人神獸，村民得到祖靈和土地的庇佑，作物年年豐收。後來，英國人來了，他們稱「鳳溪」為「印度河」，後來又改為「梧桐河」。讀中二的天賜與家人住在龍躍頭，他問太婆：「以前條梧桐河係咪成日氾濫㗎？」太婆話：「嗰條唔係叫河，係叫坑，係經常氾濫，啲水流到大海。」天賜又問：「氾濫點算？」太婆開始不耐煩了：「唔知，個個人都係種禾，唔得閒，氾濫嘅時候我就會走到天台。」天賜的太婆七十多歲了，在她的記憶中，戰前的粉嶺是稻米生產地，人迹杳然，大部分農民都住在圍村，在農忙的季節才一起到水稻田勞動，河水氾濫就當是天然灌溉，反正稻米不怕水，這就是華南米農的生存之道。
不知從何時開始，也不知是誰將「梧桐河」以南的大片田地稱為「馬屎埔」。或者英國軍人都喜歡在粉嶺平原駐紮，在策馬揚鞭的時候留下了滿地馬糞吧。「馬屎埔」旁邊還有「皇后山」和「軍地」，都是殖民者留下的名字。命名本來就是一場關於想像的角力，戰後的馬屎埔不只是農田，更是逃亡者的避難所。曾幾何時，村民的門牌上曾經清清楚楚寫着「馬仕埔」，但在一九七九年的測繪處地圖上，卻只有「馬屎埔」的字樣。一樣的「埔」（平地的意思），不一樣的想像。村民晞旻說：「上一代嘅村民覺得「屎」字唔好聽，咪改做『馬仕埔』囉，但後來又畀人叫返做『馬屎埔』嘞。」村民遠離故鄉，在粉嶺平原開枝散葉，以「仕」代「屎」，是一種自我期盼。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名字之變更，揮去了落難荒涼的悲情，懷抱異地為鄉的心願。馬屎埔的名字，隱藏了一段又一段落葉歸根的故事。
數代人生命史只換來寥寥數字如果你在Google地圖鍵入「馬屎埔」，你只會發現一片空白。不過，只要將「地圖」模式切換到「衛星」模式，你會發現馬屎埔的農田橫直相間，農棚和房屋星羅棋布，是一片生氣盎然的綠色空間。如果你不甘於鳥瞰馬屎埔，你可以化身成麻鷹俯衝而下，然後停駐在馬路旁石屋邊的石榴樹上，你或許會看到一個年輕女子正為家人預備午飯，她的嫲嫲在石屋中念念有詞，希望爺爺在天之靈保佑家人上下平安，當你轉過頭望過去，另一個年輕人正推着滿車作物收成回來，父母徐徐走到飯桌旁預備午飯，三代人在農棚下說說笑笑……。你說，馬屎埔有歷史嗎？如果，我們仍然以「小農村到新市鎮」的模式去看新界歷史的話，可能只看到粉嶺的街道和屋苑的名字，忽略了馬屎埔這個小農村。即使有歷史書提到馬屎埔的歷史，也只以寥寥數語，像墓誌銘一樣記錄這段往事：馬屎埔的農民大都來自於戰後的南海、番禺和順德，他們帶來了產量較高的種菜技術，他們漸漸將馬屎埔的稻田變成菜田。然後，……再沒有然後，縱然村民仍在這裏生活，但歷史戛然而止，數代人的生命史只換來寥寥數字。村民以生命寫成馬屎埔的歷史，除了種菜技術，他們還把故鄉的事物帶到這裏，在這裏，除了本地族群的「風水墳」，我們還可以見到順德的「桑畿魚塘」、南海的「水田」、客家的「三連屋」和「寶安」的鄉間小路，馬屎埔不是一族人的故鄉，乃是一個時代的故鄉，一個動盪世代共同打造的新鄉土。
肥料與水源
何笑婆婆來自順德杏壇，戰前在佛山認識祖籍南海的丈夫區潤，1953年移居到馬屎埔。她說，童年時的順德有很多桑畿魚塘，稻米與瓜菜輪種，讓土地有休息的時間。馬屎埔村口信箱附近，以前有一棵生得歪歪斜斜的桑樹，行人走入馬屎埔村的時候都要彎一彎身，好像鞠躬的樣子，可能是桑樹提醒我們要謙卑地面對土地。
華南農民與桑樹的關係很密切，除了種田以外，養蠶取絲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桑樹是農民的重要財產，農民不會隨便鋸掉一棵桑樹。聽說村口那棵生得歪歪斜斜的桑樹是區俊老伯伯（化名）小時候種的。區俊，人稱俊叔，父親是南海華遠村的地主，為了避開共產黨統治，1949年帶着家人逃到馬屎埔，住在今日村口信箱附近，區族的人都尊稱區俊的父親為「二老爺」。二老爺有3個兒子，區賢伯伯（化名）是俊叔的哥哥。區賢伯伯在信箱旁的鐵皮小屋，過着半隱居的生活，他不喜與人交談，只與貓為伍，村民都叫他「貓伯伯」。貓伯伯數年前過身了，只留下孤零零的鐵皮小屋、歪歪斜斜的桑樹、和不離不棄的小花貓。貓伯伯離開後，有些熱心的貓義工開始照顧小花貓，每天帶食物到貓伯伯的鐵屋前餵貓兒；一些年輕人在牆外畫了一隻拿着鋤頭的花貓紀念貓伯伯；最可憐是那棵歪歪斜斜的桑樹，於半年前被鋸掉了，只留下一個已死的樹頭。聽說地產商已「買了」貓伯伯的鐵皮小屋，當你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貓伯伯的鐵皮小屋可能已被拆。就像那棵歪歪斜斜的桑樹一樣，鐵皮小屋象徵着南海華遠鎮區族一代人以異地為鄉的故事，即將消失的，不單單是一棵樹，還有一個「故鄉」。
鐵皮屋上的「貓仙人」壁畫，就像古代的社公般立在村口，守護村民免受妖邪所害。後來鐵皮屋被地產商清拆。（作畫：鄉友Ｈ）
自從二老爺來到馬屎埔後，很多區族的人都從南海的華遠鎮移居馬屎埔。晞旻的爺爺區潤是區俊的同村兄弟，來到馬屎埔後也在村口信箱附近落腳。晞旻說：「以前馬屎埔好大㗎，榮福榮輝都係馬屎埔一部分，我哋間屋以前喺中間，後來先變咗喺馬路邊。」談到初到馬屎埔的時候，何笑婆婆說：「嗰陣時馬屎埔冇水冇電，耕田好辛苦。我地種韭菜同白菜仔，以前喺聯和墟有個『大肥池』，我用『大肥』同骨粉種菜，用鴨毛鋪田。」學生聽到這裏，不知什麼是「大肥」便問我，我告訴他們「大肥」是糞便，他們面面相覷，說：「阿sir，咁咪好臭囉！」「可能，但我讀小學嗰陣，老師已經教我哋一句『史廖林白蔡』（屎尿淋白菜）去記中國姓氏。」一直以來，用糞便灌溉是很平常的事情，農民當然會覺得氣味難聞，但在物資匱乏的年代，農民物盡其用，將城市人眼中的廢物轉化為食物，酒樓的剩菜殘羹會製成豬餿，菜頭菜尾拿去餵雞；不過，那時候的食物反而比現在安全百倍。
種田不能缺水，馬屎埔雖然在梧桐河畔，但除了氾濫的季節，從梧桐河抽水灌溉並非易事。何笑婆婆說：「我以前喺信箱嗰邊住都養過豬，不過蝕晒本，後來搬咗過嚟呢間屋，呢間屋前面本來有條溪，啲水好清㗎。」我後來問了住在東村的區強，他是區潤的同村兄弟，晞旻稱呼他為「十公」，十公也說：「入嚟嗰條路有啲水坑㗎，九龍坑引水嚟種菜，差唔多嘅時候就放水畀啲菜園種菜。」九龍坑山橫臥在大埔和粉嶺之間，從南到北就是九龍坑、塘坑、安樂村和龍躍頭，只要你搭火車從太和到粉嶺時看看窗外的景致，你會發現左邊全是高樓和公路，但右邊就藏着一個隱世村莊，那裏還有很多農民在鐵路旁種菜，孤立於低密度豪宅區和工廠區之中。
1980年代初，山水仍然把九龍坑和安樂村連在一起。前漁農處長李熙瑜在《尋蟲記——大城市小生物的探索之旅》這樣說：「小時候，我住在粉嶺安樂村，現在變工業區了。」語氣不無感嘆。他說小時候與兄弟在家門草地前的小溪游水捉魚，也許水從九龍坑經過安樂村後，化成數十條蜿蜒水坑流到馬屎埔，其中一條就流到區家門前了。曾經住在安樂村的十婆（十公區強的太太）也這樣說：「喺安樂村嗰度放水入嚟馬屎埔，條坑幾深呀，以前好多水嘛，啲細路天熱唔著衫，跌落坑都跌過幾次啦，耕菜園啲細路呀，玩水大嘅！」
不過，60年代開始，愈來愈多農民在馬屎埔養雞養豬，溪水變髒，村民開始要開井打水。區潤也帶着兒女從信箱的位置搬到今日馬適路的農棚。開井並非易事，當時馬屎埔村有人專替村民開井取水，何笑婆婆說：「呢度啲井水有龍氣㗎，冬暖夏涼！」中二的可兒，父親小時候住在粉嶺新圍，他告訴可兒，在1981、82年的時候，他只有10多歲，認識一些耕田種菜的朋友，放暑假時他都會幫朋友務農。因為朋友的農田離梧桐河很遠，要用井水種菜，有一天，井裏的抽水泵失靈，朋友的哥哥落井維修，怎知大雨過後，井裏有沼氣，哥哥在井裏暈倒，弟弟見哥哥沒有上來，情急之下便落井救哥哥，最後連弟弟也遇難，可兒的爸爸說：「嗰陣時冇知識，呢啲係傷感嘅事。」有時候，我們對種田有太多浪漫的想像，忽視了村民胼手胝足將窮山惡水打造成安樂家園的努力。
新藤兼人曾經拍過一部叫《裸島》的電影，講述一對夫婦在一個沒有水源的荒島上種田，他們每早划船到對岸取水，然後將水擔上山灌溉，那一場戲大約半個小時，沒有對話，只有肢體語言，例如彎腰、掏水、擔水、流汗、灌溉的細節。究竟，我們對農民生活有多了解？
2012年的7月，我和馬屎埔的村民走到北區地政署，要求地政署批租給在馬屎埔務農20多年的黎永權先生。那天，我認識了羅婆婆，她當時拿着一個「還地於農」的標語，從馬屎埔的村口一路走到黎生的農田。從她的話中，我知道她也面對逼遷的問題。最難過的，莫過於知道老人要離鄉別井。羅婆婆那一代人，年輕的時候已經因為日本侵華和政治運動落難他鄉，年紀大了等待落葉歸根的時候，又有人以「產權」的名義將家園連根拔起。婆婆姓羅名柳鶯，楊柳上的夜鶯，和其他老人家的名字很不同，很有詩意的名字。羅婆婆說：「我阿爸教書㗎。」羅婆婆生於1936年，她說：「我出世嗰年日本仔炸咗新會橋。」雖然父親在廣東新會當教師，但生活清貧，窮得用磚頭當枕頭，她小時候已經要幫忙種田，閒時會做葵扇幫補家用。
羅婆婆的母親說，香港是個繁榮的地方，於是便安排她嫁給住在香港的容爺爺。她和容爺爺在1950年代住在石硤尾，1966年經熟人（容爺爺的兄弟）介紹搬到馬屎埔東村，她說當時「有個棚仔，都唔錯」。
約一年後知道西村有一片更大的農地放租，地主是安樂村的陳寬，容爺爺於是租了農地，將豬棚改建為屋棚，開始種白菜、生菜和果樹。打開1979年的測繪圖，會看到西村有一片廣闊的果園，那就是容爺爺和羅婆婆的家園了。田地愈大，開支也愈大，她說：「有一年農作物失收，好彩聯和墟的和記（肥料舖）肯賒數，唔係都唔知點算。」他們將種田的收入都投放到農場建設，用萬多元鋪水喉，又花錢鋪石屎路出梧桐河，她說：「塊田食晒我啲錢。」正因為如此，這片果園已經不止是生產農作物的地方，還是容爺爺和羅婆婆生命的記載。經過3次的訪談，學生將羅婆婆生命中的10個重要片段畫在果園小徑上，學生問羅婆婆有什麼說話要寫在圖畫中，羅婆婆笑着說：「我愛我的家，我十分愛她。」
「我愛我的家，我十分愛她。」學生將羅婆婆的生命故事在果園的小路上繪下來。
歷史予人高高在上的印象，而口述歷史卻是個人的、私密的，究竟口述歷史與公共記憶有何關係？ Paula Hamilton & LindaShopes 在《口述歷史與公共記憶》（Oral History and Public Memories）說，記憶與遺忘都是很選擇性的，為何有些個人回憶（通常是政治人物）人所共知，而有些個人回憶卻被人徹底遺忘？農村與農民的回憶，快要在香港歷史中一筆勾銷，當學生知道歷史不是書本的知識，而是生活的經歷，學生和歷史會產生怎樣的關係？中一的穎彤完成羅婆婆果園小徑的畫作後，有以下的感想：
「在馬屎埔村做口述歷史真的不容易，受着蚊子的襲擊、酷熱的天氣，真的很辛苦。雖然很辛苦，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我可以為村民做口述歴史是我的榮幸，不但可以了解村民的歷史，還可以親親大自然，總好過每天留在家中發呆做功課溫書。今次口述歷史，我嘗試了很多未經歷過的事情：和一個不相識的婆婆聊天、在一條路上畫畫、和足足一天不能上網。
我們幫一個婆婆在路上畫畫，每幅畫都代表婆婆不同的歷史。我們由星期三開始畫：第一天，我們開始油底色，早上的天氣雖然很炙熱，但是大家也很努力。下午大家開始用粉筆畫草圖，大家一邊畫一邊聊天，時間也不經不覺地過去，很快已經五點半了！大家也背着疲倦的身體回家；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們繼續畫畫。那天我們由早上10時畫到下午1時正，再由3時畫到6時半。大家十分疲倦，手也被蚊子咬得紅紅腫腫；到了星期五，大家繼續各自畫畫，畫到6時半，大家終於完成了各自的畫。我看見自己的畫感到十分開心，想不到自己真的完成到。
我在這次口述歷史活動了解到農村的歷史，還明白到我們應該多些留意社會的事情。在馬屎埔村做口述歷史過程中，我知道了馬屎埔村可能會被政府拿回發展，現在也面臨被地產商收地，但有一點我不明白，為何香港有那麼多荒廢了的地，政府不去開發，卻要發展一些別人的家園？」口述歷史雖然是個人的、私密的，但在說話和聆聽之間，有些個人記憶卻會被聆聽的人深刻記住，甚至會改變聽者對歷史的看法，那就是口述歷史的公共性。
農棚與家園
跟五十年代的村民談話，他們最愛說的，不是田邊軼事，而是田邊的房子。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而人按自己的需要創造了房子。
農村內沒有一模一樣的房子，每個農民都是自己家園的建築師。一九○九年，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發表了一篇題為〈建築〉的文章，他說：「農民想給自己、家人和牲畜建一座房子。他成功了，像他的鄰居和祖先一樣成功了，像動物一樣，由本能驅使，成功了。房子漂亮嗎？是的。就像玫瑰、薊花、馬和牛一樣漂亮。」他繼續談到，農棚本身就是農民文化的象徵，而這種文化體現了人的外在和內在和諧。
走到何笑婆婆的房子，便看到房子外的田種滿了艾草，原來婆婆因為腳痛，常常用艾灸治療，她用的艾草，就是自家種的了。何笑婆婆說：「以前寮仔部好麻煩㗎，成日嚟睇你哋有冇僭建。」香港政府認為農民的房子只是非法佔地的臨時房屋，所以一直以「寮屋」稱呼農民的住所，而老一輩的農民卻會稱自己建的房子為「棚」。棚，就是用木和竹搭成的小屋。
何笑婆婆說，最初在馬屎埔搭棚，也是用禾草鋪屋頂。農民的房子是有生命的，會隨着農民的生活而變化，搭棚起屋是區家的轉捩點，一個屋棚令本來流離的家落地生根。就好像區家大宅，見證了區家開枝散葉的經過，兒子成家立室，區潤爺爺便要擴建屋棚，但擴建屋棚，又要避免「寮仔部」的干涉。好在一九七○年代人造衛星攝影技術還沒有普及，政府要管理寮屋，都要依賴人手逐屋查報，這也提供了寮屋的擴展空間。
當區潤爺爺和何笑婆婆在新的地方打造區家大宅的時候，另外的同村兄弟也開始在馬屎埔西村那邊落地生根，他們就是八公區根和十公區強。八公區根比十公區強早到，在粉嶺邂逅妻子八婆，後來把母親也帶到馬屎埔。八婆姓潘，同樣祖籍南海，父母在粉嶺養雞，位置大約在今日的海聯廣場，八公八婆跟安樂村的地主買了馬屎埔東村的一幅地，兒子區森五三年出生，區森說：「我出世間屋只剩一道牆，以前啲人用竹片、禾稈草溝埋紅毛泥起之嘛。」我和學生都很興奮，竟然能看到用禾稈草建的牆，於是請區森先生帶我們看看，我們走到兩層高的房子後面，原來還有一座小小的平房，區森先生指着白色牆的裂縫，說：「嗱，你哋睇下，呢啲禾草嚟之嘛！」學生看傻了眼，七嘴八舌：「咁耐都仲咁穩嘅？」區先生立刻敲打牆身，發出「碰」、「碰」的聲音，「嗱，同石屎牆啲聲唔同㗎，紅毛泥溝埋禾稈草好穩陣㗎」。然後，他帶我們走進他的「祖家」。
他叫我們看看屋樑，我們看到山牆有兩個延伸的等邊三角木架，他說：「以前間屋好細，之後擴建，屋頂高咗，間屋大咗。我以前瞓呢個閣仔。」到一九七零年代，八公八婆在祖屋旁加建一座兩層高的房子，區森也成家立室，三代人在馬屎埔開枝散葉。
八公的鄰居，就是同村兄弟十公區強了。一九四九年的時候，區強只有十六歲，正在惠州機械廠學師，一九五五年參加了解放軍，一九五八年返回惠州工作。提到一九五八年，我們讀歷史的，立刻會想到「大躍進」。十公不無感嘆：「生活好艱難，做到咩咁，都係得兩個餅，唔係用米做喎。」聽到這裏，十婆立刻補充：「木瓜嗰啲，冇糖㗎，好難食㗎可？食骨頭飯菜飯。」原來，十婆是惠州人，所以認識了十公。一九五八年，兩個年輕人，男的二十五歲，女的二十歲，才開始人生盛年，怎料遇上「大躍進」，十公苦笑：「講起上嚟，好似叛變咁囉，冇辦法，咁就自己偷走落嚟囉。」由於學工程出身，十公的房子都是他親手建成的，十公的房子保留中國的美學風格，門前有個小魚池，上面有座假山，旁邊種了些水種作物，白色的房子，窗明几淨。十公很自豪地說，他只用了一個月便建好了這所兩層的房子，房屋主要以紅毛泥、磚和板建成。十公說：「我去問大埔理民府，起屋要咩手續呀，佢話冇嘞，唔准搭㗎嘞，我話點解出面馬屎埔嗰度仲有人搭緊嘅，佢話有人搭你咪照搭囉（聽到這裏，我和學生都大笑：又話唔搭得嘅？）。咁我先至搭之嘛。七二年呀，我一個人整㗎。」十婆說：「當年我哋冇錢，就一半木一半磚，有錢呢，就全間都係磚。好貴喎，嗰陣時我地買咗撻地就冇錢嘛，同佢（十公）細妹借咗萬幾銀買呢撻地。」然後十公說：「起呢間屋呀，我哋都係用咗萬零銀咋喎。」
十公十婆關上門，挽着手從屋外的小路慢慢走到聯和墟。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十公十婆就好像兩棵馬屎埔的老榕樹，縱使日曬雨淋，但彼此都為對方遮風擋雨，最後樹幹都連在一起，成為活脫脫的「連理枝」，而那所白色小屋就是土地人情的見證。
土地歷史憑直覺承認歷史學家卜洛克在《史家的技藝》這樣提醒我們：
「一個社會根據其需要來改造賴以生存的土地，這樣的行動，任何人只憑直覺就可承認，是一樁顯著的『歷史』事件。」這種改造，不單指戰後的農民將馬屎埔從稻田改造成菜田，還指他們在情感上認定了馬屎埔不單是糧食的生產地，還是自己的家鄉。所以，當我知道在二零一二年二月馬屎埔的村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時，我覺得有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快要消失，我聽到歷史的召喚愈來愈響，我希望和學生一起走進馬屎埔的時光隧道。於是，我和學生在一個細雨濛濛的下午，躲在賴家的瓦頂下，聆聽賴太的故事。賴太抱着孫兒，孫兒兩行眼淚還未流乾，賴太說他剛剛摔倒了，嘴唇還有血漬，她的孫女則害羞地拉着門框，觀察着門外那些大哥哥大姐姐的一舉一動。賴太說：「我姓鄧，八幾年喺廣東鶴山嚟到馬屎埔。」他丈夫是客家人，賴族以前有很多人在馬屎埔聚居，除了她的房子外，還有「親親堂」和「蔭園」。據說，「親親堂」的意思是「不獨親其親」，如果是這樣的話，賴族的先輩在馬屎埔定居後，以小康的規模，懷抱大同的理想。不過，「親親堂」已被拆了，我們只能從地基想像「親親堂」的模樣。蔭園現在人去樓空，賴家也在訪談後約一個月被夷平了，現在只剩下門口的石榴樹和旁邊的空井。
學生在聽賴太說昔日故事。
佩宜讀中三，祖母住在上水華山，訪談後告訴我說：「我阿嫲都係姓賴，我細細個就畀人叫『客家妹』。」我鼓勵她回家好好跟嫲嫲做口述歷史，自己的家族可能和馬屎埔的賴族也有些淵源。其實，馬屎埔的名字，已經暗藏了客家人耕耘這片土地的歷史痕迹。饒玖才先生曾經考證香港地名的由來，指出「埔」字「源於客語」。有村民說，戰前本地人主要請客家人在這片稻田工作，如此估計，「馬屎埔」這個名字也可能源於在這裏工作的客家人。如果你走過馬屎埔東村，會在農棚中赫然看到一座兩層高的「三排屋」，「三排屋」的建築風格明顯與其他農民的房子不同，三間石磚屋連成一排，自成一格，很有氣勢。那座「三排屋」就是客家人在馬屎埔留下的舊日足迹，也象徵着馬屎埔這片土地的多元性。
走進蘭姐的房屋，我和學生都感受到房子的古樸味道，房子用木板間成兩層，二樓以木構玻璃屏風分成三個房間。蘭姐和丈夫邱先生都是客家人，她先生祖籍沙頭角南涌，政府建船灣淡水湖的引水道時炸毁了邱氏的祖屋，於是邱先生和家人在一九七零年換地到馬屎埔東村把祖屋重建。她指着屏風說：「呢個屏風係我家婆喺沙頭角逐件逐件揹嚟馬屎埔㗎，嗰陣時真係好辛苦。」學生在屏風上看到很多邱姓的名字，蘭姐告訴他們，一位姓邱的亞洲小姐是她姑仔，也曾經住在這裏，不過學生年紀太小了，沒有聽過那位亞洲小姐的名字。然後，她帶學生走進主人房，指着橫陳的木板牀說：「呢張就係我家婆張木板牀。」房子雖然於一九七○年重建，可是屋內有些家具卻比這所房子更古老。一九七○年代，粉嶺的交通還是很不便，我想像年邁的邱婆婆將沙頭角祖屋的東西搬到馬屎埔的情景。家鄉，是觸得到房子，也是觸不到的回憶。邱婆婆雖然帶不走炸毁了的房子，但關於房子的回憶，她還是要帶到馬屎埔。很多人說，以前種田的工作，都落在客家女性身上。從蘭姐的口中，客家女性的確很堅強和獨立。蘭姐說，她丈夫在外國工作，她是嫁到馬屎埔後才開始學耕田，碰到誰就問誰，所以她人緣很好。她指着短了一截的右腳無名指，說客家女人種田不穿鞋，有一次她不小心，竟然鋤到自己的指頭去，右腳的無名指指頭就這樣斷了，她只好拚命抓住斷指，個多小時後才到醫院。她笑着說：「我揸得太大力，姑娘叫我放開手我都放唔開。」雖然如此，她休養後又再落田工作。後來還爭取政府替村民建鄉間小路，方便村民出入。
歷史是什麼？是禾稈混和紅毛泥的牆壁、水井內放養的鮎魚，還有屏風上留下的童年塗鴉。馬屎埔不屬於任何人，但以此地為家的人都屬於馬屎埔，因為有一整代人在馬屎埔創造了新的鄉土。
出城、回鄉
與村民訪談，最常聽到的回覆是，「有乜好講吖」。何笑婆婆有時候也會叫青年人不要留在田裏，「咁辛苦做乜，玩吓就好」。這或多或少反映了區潤爺爺和何笑婆婆想當年安排子女出城打工的原因。
晞旻的爸爸區流根生於一九五六年，是區潤和何笑的兒子，排行第二，兄弟中唯有他留在馬屎埔務農。他六歲曾就讀新農學校，新農學校的校舍就是軒轅祖祠，軒轅祖祠由安樂村人於一九二五年集資籌建，在動盪的歲月，香港一直是內地難民的落腳點，特別在戰後的新界，族群多元混雜，對中國人而言，黃帝軒轅氏或者更有號召力團結來自四面八方的族群吧。聽到「新農」的名字，我立刻想起以前的鄉村學校會教農科，但區生說完全沒有。我後來也問過同樣就讀新農學校的村民曾繁康先生，他出生的時候父母還住在安樂村，但在他的印象中，新農學校也沒有提供農業的相關課程。身為教師，我對於學校課程的影響力比較敏感，課程學者艾斯納（Eisner）曾經指出，懸缺課程（nullcurriculum）可能比顯性的課程（explicitcurriculum）對學生的影響更嚴重。為何一所以「新農」名命、主要招收農村孩子的學校沒有提供農業相關的課程？這種學校教育會否將農村的生命力（年輕人）都抽到城市去？就好像我教歷史科一樣，直到二○○九年土地保育運動，我才醒覺香港的歷史課程一直沒有提及戰後農業的發展歷史，歷史課程的香港史只是「小漁村到金融中心」的歷史故事。我開始懷疑，新界農村的沒落是否由「現代化」的學校教育開始的？
中二的嘉茵，在完成農村歷史研習後，發了一個電郵給我，她說：
「本來講話要同啲農民做口述歷史，我都覺得好似冇咩意義，不過我睇番朱sir對訪問嘅分析之後覺得學到好多嘢，睇番新界以前嘅歷史、佢哋以前嘅生活、城市嘅發展同農業嘅關係，再回想咁多種種嘅變遷，覺得好可惜。農業是不可少的，從小那些電視節目都教我食物的重要性，但無奈現在的人都教我們好好讀書，將來努力掙錢，買房買車。以前的人耕田的地位都很重，因為佢哋係我哋衣食父母，佢哋都很為此自豪；但現在田裏，只剩下一些老弱婦孺，人們對農民的看法也改變了，對他們更是標籤成社會地位低的窮人。呢個城市入面少了一線生機，個個都淨係為自己打算。為咗我哋嘅發展，大自然同農民都付出咗好多，但係𠵱家社會仲要淘汰佢哋，連農地都要收走，呢幾塊小土地對富商嚟講又係搵錢商機，對農民嚟講，講唔上養活全家，但至少咁多年嚟都有感情吖，種田都係佢哋嘅樂趣。話就話為其他人建一個安樂窩，但係就毁了農民嘅安樂窩（對於農民嘅反對，富商不痛不癢）。一個城市嘅發展，離唔開土地嘅利用，等到我哋後悔，都只有默默咁睇住呢塊土地發展，冇辦法補救……昔日嘅農民雖然算唔上係大富大貴，但係都好知足，自由自在，無奈時代嘅變遷，香港地少人多，發展就係那麼容不下農業的麼？」
「發展就係那麼容不下農業的麼？」這是一個中二學生的質疑，更是馬屎埔村民的質疑。不過，我們就好像向着空氣喊話，香港政府對我們的質疑置若罔聞。
人人都說，耕田搵唔到食，但這種看法與事實的距離有多遠？一直在馬屎埔種田的區流根先生回憶童年往事，說自己最喜歡在馬屎埔打波子、玩公仔紙和在梧桐河捉魚。十五歲小學畢業後便到馬頭圍學打鐵，月入三百多元，收入不錯，但十七歲在馬屎埔攀樹時跌傷，要到廣州就醫，十八歲回港後再到土瓜灣打鐵，但懷念自由自在的農村生活，一直不習慣在城市打工。他說：「好似坐監咁。」於是，他二十歲決定返回馬屎埔種田。學生問：「咁點解又要去學打鐵？」區生說：「係我阿爸叫我學打鐵。」原來，區潤爺爺早已安排了四個兒子出城打工，分別學汽車維修、打鐵、木雕和修理船隻，從區潤爺爺的安排，已大約感受到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化對新界農村的影響。那麼，當他決定回到馬屎埔的時候，父母有沒有反對？他說：「冇反對喎。」回到馬屎埔後，他開始幫家人種田。他說以前種菜比現在簡單，菜的種類不多，都是常見的菜心、生菜、白菜、通菜和葉菜，但「搵到食」。後來女兒晞旻和兒子浩旻出生，一家六口三代人就住在區家大宅。直到一九八五年，區生買了舅父五千多呎的農地和房子，一家四口才搬到另一幅東村的農地。他說，在馬屎埔的農地可以搭棚起屋，種田的生活簡樸，衣食住行也簡單，也不用交通費用。種田的收入甚至可以讓他買下自住的房子，反而出城打工的人未必能負擔買屋的首期。然而，他最自豪的，並非有田有地有房子，而是今時今日仍能一家三代聚首一堂聊天吃飯。訪談那天，晞旻做午飯，嫲嫲上香拜神，浩旻剛從田裏回來，區太招呼買菜的街坊，這是今日香港難得的家庭生活寫照。中二學生謙信後來寫信給我，說：「我覺得以前的人和現代的人，人生價值觀有很大的不同，以前的人並不太重視物質上的追求，只要一家人聚在一起開開心心就好，是精神上的滿足。但現代人對物質的追求反而更多，卻忽視了家人之間的親情及關係，甚至去逃避相聚的時間，使得與家人的距離愈拉愈遠。」學生把眼前的區家視為「以前的人」，這當然是一種時空錯置。他們不是「以前的人」，但他們延續的，或許是中國古代農民的生活態度，如《擊壤歌》所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很多城市人到五十歲便等退休，但只要走到馬屎埔，看到年過七十的通菜婆婆、五嬸、九叔、俊叔還在勤勤懇懇地種田，五十出頭的區生和黎生便變得很年輕了。黎永權先生在馬屎埔務農二十多年了，他給我們看一張寫有「牛青湖」的租約。「有人話耕田搵唔到食……」我還未把話說完，黎生便搶着說：「邊個話呀，搵唔到食我點會耕二十幾年呀。勤力就搵到食！」黎生在一九五八年順德出生，成長於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他說鄉下當時都種蔗。我問：「順德不是桑畿魚塘嗎？」黎生說，大躍進期間，不是農民想種什麼便種什麼，作物生產都由國家分派，他鄉下便負責種蔗。關於上學的經歷，他只淡然說那個時代上學不能學到什麼知識。改革開放後他便立刻申請來港，一九八二年來港後曾經學做糕餅和送貨，但最後還是想耕田。他說，一九八○年代耕田「搵到食」，他最記得一九八七年種大水葱賣到酒樓，收入很高，不過「瘦田冇人耕，耕開有人爭」，隨着愈多愈多大水葱從國內進口，他才改種西芹等價格較穩定的蔬菜。黎生最常說的是「勤力就搵到食」，他的務農生活從凌晨二時開始，常常要摸黑收菜，將蔬菜送到聯和墟的菜站，太陽出來後，喝過早茶，便鑽到田裏幹活，只有日正當中的時間才會躲進農棚，避開猛烈的陽光，下午三時左右又再回到田裏工作，太陽下山才回家吃晚飯。學生問：「咁辛苦，有冇諗過唔耕田呀？」黎生爽快回答：「冇喎，不過想耕都冇得耕啦，地政都唔肯租。」是的，在這片土地上，曾經「勤力就搵到食」，但在今日的香港，「就算你肯勤力，都有好多人唔畀你喺塊田上面搵食」。這就是我和學生與黎生訪談後的感慨。
七十年代，有人出城打工，有人回鄉務農，離去也好，留下來也好，都是一種生活的選擇。八十年代開始，這樣的選擇愈來愈少，因為都市的腳步已經沿着九廣鐵路，翻過九龍坑的山頭，踏進粉嶺和上水平原，城鄉的界線，最後只縮窄為一條柏油馬路——馬適路。從馬適路到聯和墟，大型屋苑林立，連鎖超級市場進駐，高樓投下的陰影阻擋了菜園的日光，超市的出現扼殺了農村士多的生計。一葉知秋，當馬屎埔農村的「友蓮士多」結業的時候，也預示着巨人的腳步只會愈走愈近、陰影愈拉愈長。友蓮士多是馬屎埔農村唯一的士多，雖然結業多年，但門外還掛着手繪的士多招牌。「友蓮」，就是張煌友伯伯和毛蓮娣婆婆名字的結合。張伯伯是深圳龍崗人，一九五○年來港，與妻子在馬屎埔經營士多，主要賣汽水和香煙。張伯指着一排放着雜物的木架說：「呢個賣煙仔。」同學指着兩個橫放的玻璃瓶，問：「呢個呢？」張伯說：「以前放麵。」走進友蓮士多，就好像參觀一個關於七十年代的私人博物館，前舖後居，舖面可見塵封的麻將枱、舊款汽水瓶、生鏽的餅乾罐、以中國古代美人為插圖的月曆，屋後還有雞棚豬棚，但棚內已無牲口，這樣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村士多，養活了一家四代人。張伯說，七八十年代，馬屎埔的農民最愛在正午時分聚在「友蓮」打牌，等到三點過後太陽收斂一些才落田工作。從以下的一段對話，或者可以感受到士多如何維繫着菜農的感情。
朱老師：「一上咗樓就無呢啲歌仔唱。」
張伯：「啲人都走晒，唱咩啫？𠵱家呢條路都無人行。」
朱老師：「我今日咪帶啲學生入嚟行吓囉。張伯今年幾多歲啊？」
張伯： 「就嚟八十啦！呢到仲有一張麻將枱……嗰陣時大家都搵到食，嗰陣時耕田都搵到食嘅。」
八十年代末，馬路對面的超級市場搶去了不少生意，再加上地產商收地，村民上樓，雀友牌友都走了，只留下空空的士多。黃伯說：「汽水牌煙仔牌商業登記樣樣都要錢，對面就係超級市場，唔做啦。」就這樣，現在只有張伯和「友蓮士多」的招牌，守着農民娛樂的回憶。
在友蓮士多旁邊的房子，屋外種滿批杷。（作畫：村民阿繁）
從「友蓮士多」再往前走，我看到一條寫着「寶安臺．一九七五年八月立」的鄉間小路，我駐足了很久，因為我和這條小路一樣，生於一九七五年八月。是誰為這條小路命名的呢？小路旁的村民都來自「寶安」的嗎？他們選用繁體的「臺」字，是民國的遺民嗎？我這樣問住在小路旁的張小姐。張小姐說：「寶安臺以前條路唔係咁㗎，後來政府再鋪番呢條路。嗰陣建築工人就自己諗，不如幫佢改個名，所以個名就係啲工人改嘅。」或者，修路工人都來自寶安，看到馬屎埔農村便想到自己的家鄉吧，這個鄉間小徑的命名故事恐怕又是一宗歷史懸案了。不過肯定的是，張小姐的父親來自番禺，是國民黨人，一九四九年後被共產黨通緝，避走香港。張小姐說：「走遲一日就畀人捉，因為嗰日阿爸等啲人偷渡落嚟，第二日啲人就搜到。」我們常常以為，馬屎埔的村民都種菜，還有些養雞養豬，不過，聽過張小姐的故事後，我們對馬屎埔的認識又豐富了。張小姐的父親移居馬屎埔後替政府工作，母親則在馬屎埔養金魚。張小姐說，他們附近也有很多村民養魚，天仍未亮的時候便要到旺角的金魚街叫賣，生意也不穩定。張小姐婚後搬離馬屎埔，但每逢假日都會回來休息。張小姐形容回到馬屎埔就如回到家鄉，她說：「呢到就真係我自己屋企，你話返大陸就真係冇感覺，因為始終我都喺呢度出世，又喺呢度大，最鍾意就係𠵱度囉……攤喺到已經好舒服。」從前的人，出城打工不順心，可以選擇回鄉種田。家鄉，永遠是一個容身與容心之所。唐代詩人賀知章的《回鄉偶書》這樣說：「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離鄉遠去，年老歸來，方發現山河依舊，但自己已是來自異鄉的客人，難免感懷滄桑。然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城市擴張，鄉鎮開廠造城，移山填海，離開的人回來，恍如隔世，家鄉面目全非、鄉情不再，方發現經濟發展下，離開的人已無鄉可歸，只有在粉嶺馬屎埔的農村風景中，瞥見故鄉的田園風景與土地人情，一解鄉愁。
張小姐的家。（作畫：村民阿繁）
我跟着晞旻和浩旻姊弟的腳步，走過一段農村的口述歷史之旅，就像一個城市漂流者，在一個本來不屬於我鄉的地方，找到歸鄉的路途。在馬屎埔的農村故事中，藏着我城的故鄉。最後，謹以《粉嶺平原之歌》感謝帶我走過這段口述歷史之旅的村民和學生，還有其他象徵我城故鄉的新界農村：
河畔我故鄉
天空裡鷺鳥正翱翔
田地裏 共插秧 亦歡暢
情繫青蔥山丘與清澈河流
平淡過這生感足夠
人面去 夜更深
燈火也靜悄悄下沉
雲霧散 樹影深 月昏暗
其實天知否 清溪變沙丘
無奈我的心傷透
誰在我故鄉
堆起了欄網與石牆
林木裏 聽野蛙 低唱
無懼北風吹送 也不怕雨迷濛
能共你故鄉重逢
其實我故鄉
天空有鷺鳥正翱翔
平淡過 覓理想 便歡暢
毋用穿金縷 建天宇瓊樓
田上灌溉播種很足夠
鄉土學社 SoIL 